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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伟中: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是参与创造

出版人都爱看的 出版人杂志 2021-05-29

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与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与社会造成显见冲击。疫情之下全球供应链断裂,来自消费端和生产端的压力不断挤压,未来的不确定性急剧升高。全球抗疫的当下,出版传媒行业面临什么样的困局?后疫情时代,因应社会氛围、商业环境与读者需求的改变,出版传媒业如何危中寻机?

作为资深出版人,傅伟中投身出版传媒业逾30年,先后供职于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报社、出版社、上市公司和出版集团,对行业发展趋势与创新经营有独到的思考、洞见与实践。2018年任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以来,傅伟中提出“致敬传承、创新求变”理念,因应香港特殊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市场变化而创新企业发展新思维新战略,以期注入发展新动能,实现内容创新、资源聚合、商业模式的优化及人才队伍的提升,为打造以香港为产业中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发展半径、以大中华区为影响力区域的文化传媒产业运营机构而念兹在兹,步履不停。

藉此机会,《出版人》杂志连线傅伟中,聆听他对后疫情时代传统书业创新求变的洞见,探寻职业出版人的坚守与情怀,思考出版之于文化传承、社会进步的意义所在。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傅伟中

《出版人》: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世界经济走向衰退。有经济学家评价此次疫情可能是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萎缩。这一波衰退将持续多久,全球经济将如何康复,您是怎么看待的?
傅伟中:标普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格鲁恩瓦尔德(Paul Gruenwald)告诉媒体,“如果社交疏离限制很快解除,或者研发出疫苗、特效药,我们或许可以很快回归正轨。”但现在看来,至少在可预见的时期并不能如我们所愿。
经济学家习惯以VUWL模型来预测经济发展趋势。V型常被看作最理想模式。疫情暴发初期,更多经济学家持这种观点,期望经济活动骤降触底后迅速反弹。中国疫情控制之后经济正以相当速度反弹,也给V型模式背书。U型模式是当下不少经济学家的选择。认为如果疫情将会持续时间更长,将会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明年年初经济才能起步恢复。对此,标普也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下跌2.4%,2021年增长5.9%。曲线看起来更可能是一个底部较宽的U型。而W型则是最坎坷的结果。W型预测难度大,衰退开始时呈V型,呈现骤降骤升的特征。但是这种骤升可能只是临时性的,或者说只是表面现象。近几个月美股市场的骤升骤降就呈现了此种特征。L型则是最糟糕的结果,意味着萧条来临,经济陷入深度衰退。L型是谁都不愿看到的结果。但是,如果防疫不利,控制不住病毒传播,L型也有发生的可能。
美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obraith)说过,“经济预测唯一的作用是让占星术看来更加可敬。”标普也多次警告,复苏之路如果过于坎坷可能会给经济带来长远冲击,特别是如果没有开发出特效药和疫苗,经济再现昔日辉煌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未来走势的更加复杂,可能会让经济学家找不到曲线类似的字母来表达趋势。莎士比亚也说过: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故此,任何预测都存在不确定性,我认为,参与创造才是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
《出版人》:严重疫情对企业经理人的意志、毅力无疑是一次重大挑战与考验,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看待的?疫情基本受控之后,企业复工复产复商,联合出版集团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傅伟中:巴菲特有一句著名的忠告:悲观主义是良友,而乐观主义是大敌。面对疫情艰困复杂形势,我始终认为,一是既要做出最大努力,也要做好最坏打算。经理人要敬畏市场,未来因疫情和各类社会事件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或将不断增多,依然要警惕“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发生,要保持枕戈待旦的紧张状态。二是疫情之下看似非常态的经营行为或将加速成为常态。出版传媒行业要将线上业务转型作为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疫情之下消费降级的时期,要整合商业资源,优化商业模式,抓好经营团队关键少数,实施“调结构、去库存、降应收、提质量、防风险、增效益”,要捂紧荷包,睁大眼睛,小步快跑,推进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动能转换。
复杂形势下应对风险,我们提出关注四种能力。一是动态管理能力。经营管理团队,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有感知风险和正确认知的能力,对疫情的破坏力和长期性要有理性认识,做好足够坏的打算,不可对市场自我反弹存在侥幸心理,对非常态化市场环境下的商业模式做好常态化准备,增强应对风险的系统筹划和动态管理。尤其是成本费用的管理,对成本费用和现金流保持足够敏感,注意提高实物劳动生产率;在人员匹配和组织架构管理不可墨守成规;在应收账款方面把握货款回笼和销售利润的变现周期要与贷款周期相适应,切不可出现短贷长投。二是集约经营的能力。要发展跨平台营销,不是只限于疫情期间的短期措施,而是集团转型升级发展的长期规划。三是转型升级的能力。疫情迫使行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疫情期间内地同业由线下转向在线的业务形式逐渐提速,要加快实现线下线上业务协同的具体措施。四是重点突破的能力。要重新审视消费场景改变带来的企业客户关系的变化,重新构建新型的产品体系,重新构建供应链和上下游交易链,提升企业在线的生存能力。

 

《出版人》:您从2013年起担任上市企业中文传媒执行董事、总经理长达五年。这五年是中国出版传媒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加入香港联合出版集团之后,您对香港出版传媒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与读者群体有什么样的观察?
傅伟中:香港现有出版机构约400家,综合类书店近200间,每年出版新书8000至10000种。在香港这样一个只有750万人的狭窄空间,对于出版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非常有限,但诸多国际出版机构与两岸四地出版同业均把香港视为必争之地,出版发行行业竞争激烈。6年前,香港出版物的单本起印数尚能达到4000册,如今则下降到1000册甚至更少。随着互联网击穿了信息的不对称,香港出版业的地缘优势已不复存在市场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2018年5月我来到香港加入联合出版集团,深感香港出版人的坚守与不易。也许每个阶段都有人会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对此我并不赞同。在互联网尚不发达、资讯并不对称的时代,香港一度是流行时尚的发源地、多元文化的集散场、华文出版的领跑者、也是畅销版权的中转站,由于连通中西的地缘优势,此城的读者对于海外尤其是欧美与日韩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现状及趋势格外关注。所以历年来都会有欧美一线畅销书资源在香港率先落地,而成为畅销版权的中转站。现在虽说行业整体遇到下行趋势,但业界同行的文化情怀,尤其是对中华文化的尊崇与传承的追求从来也没有改变。
香港与内地同属华文出版市场,但读者的需求与阅读偏好以及图书出版的风格等,却又有相当显见的差异。相比内地读者,香港读者对于话题性、实用性与功能性图书的需求更高,对于本土题材出版物的兴趣浓厚。有香港出版同行曾对我说:“香港题材乃出版兵家必争之地”。我赞同他的说法,同时认为香港出版不应该仅限于“香港题材的出版”,而是站位要再高一点、格局要再大一点、眼界要再宽一点,要面向大湾区以及大中华区有新的布局和更大的作为。如果我们仍然局限在这样一个750万人口的物理空间,不能打开市场的线下线上的边界,出版之路只会走得越来越窄,越来越难。
在香港历史上,联合出版集团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旗下出版社深耕香港百年之久,汇聚和积累了众多知名作者与优质内容资源,形成了各具特色又互为补充的出版品牌。如香港三联书店以“人文关怀,生活品味”为理念,秉承热爱生活、倡导读书、传播新知的传统,紧跟艺文与设计领域潮流趋势,体现关注现实,提倡创意的精神;香港中华书局以“弘扬中华文化,普及民智教育”为创局宗旨,既努力以新形式展现中国传统经典的现代魅力,亦挖掘富有特色的本土历史文化并多角度介绍当代中国国情;香港商务印书馆秉承“昌明教育”的文化使命,以与时俱进的出版策略,不断延续其在现代中国文化教育出版史上的深远影响。另外,集团属下专注童书出版的新雅文化、专注生活养生类读物的万里机构、以人文社科类书籍为主要出版方向的香港中和出版,均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传承中华文化,融合世界文明,记录香港这座城市的经济、文化及民生等领域的发展变迁。
《出版人》:您刚才说在香港做出版,站位要高、格局要大、眼界要宽,那么针对香港出版市场的特性与现状,联合出版集团制定了怎样的策略及发展方向?
傅伟中:集团服务香港已逾百年,拥有深受读者喜爱的出版品牌,每年出版中文新书近2000种,在香港市场占有率、行业领导力、品牌公信力以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均具同业首位。前辈打下了很好的事业基础,但变才是出版人不变的追求。当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当香港传统出版处于“逆流时代”的背景下,要看到香港出版业的商业模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故此,去年集团以“致敬传承,创新求变”为经营主题,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即是推进“出版主业提振工程”。
集团确定出版板块的十六字方针是“深耕香港、面向世界、注重原创、兼顾引进”,进一步明确出版板块是“传承文化的重要阵地、品牌建设的优质载体、回归社会的关键所在、人心回归的坚强基石”,不断推动旗下出版社回归出版主业,增强创新活力与服务社会的能力。在此宏观战略引领下,集团着眼于塑造思想分享的平台,包括:定期举办“联合出版大讲堂”,邀请本地知名学者及资深出版人为集团同事介绍从业心得与人生体悟,拓展同事思维的广度与深度;编制印行《联合出版集团活页文选》,分享业界趋势,提醒同事紧贴社会及文化热点;强调“图书编辑—产品经理”的角色转化,鼓励同事在葆有文化情怀、提升业务能力的基础上,要培养自己作为一名优秀产品经理的敏锐触角与产品思维,实现从编辑思维到市场思维的转变,从研发思维到营销思维的转变,以及从线性思维到系统思维的转变;同时,亦鼓励旗下出版社扩大“朋友圈”,修建发展新赛道,积极推进与内地同业如广东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中国出版集团以及中信出版集团的合作,在大湾区、长三角与京津冀结成区域性战略合作,在出版资源共享、选题联动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恒常机制。
我常说,好书是检验出版人职业成就感的试金石,出版人终究要在好书上才能收获成就感。不论时移世易,不论新思潮与新科技如何影响行业动向,出版社与出版文化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落实在选题的发掘、一代又一代人才的培养,以及一本又一本好书的不断问世之中。
《出版人》:去年下半年以来,香港因修例风波引发社会持续动荡,加之新冠疫情对各行各业带来严重冲击,出版人如何应对挑战,又如何危中寻机?
傅伟中:去年六月以来,香港经历了一场前所未遇的社会风暴和严峻挑战,加之今年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带来的严重影响,集团及各子公司身处其中,怎样战胜各种不确定的风险挑战,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认真思考的严峻课题。
我想用“五个不能变”来概述集团的策略,这也是集团全体管理层的心声和共识:第一,初心不能变。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集团传播中华文化、融合世界文明的初心不能变。第二,情怀不能变。集团深耕香港、服务香港、反哺香港的情怀不能变。第三,传统不能变。集团作为“中资机构、本地企业、商业形象”的传统不能变。第四,精神不能变。集团百年以来一脉相承、代代相传、风雨同舟、携手同行的精神不能变。第五,价值观不能变。集团百年历史沉淀下来的品牌、文化、追求,尤其是历史担当的责任和价值观不能变,必须要一如既往地对员工负责、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
我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出“出版是经世致用的哲学”。身为出版人,我们希望能够参与伟大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创造,为社会历史变革的轨迹留影,给历史和时代留下寻根与展望的脉络。这是出版人的家国情怀,也是出版文化企业的职责使命所在。
我常说:有诗意的公司才是好公司。所谓“诗意”,不是空谈浪漫,而是落脚在企业与个人的高远理想和发展愿景,体现在不断激发团队创新的动力,也承载着对于社会和公众负责任的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越是艰困的时候,越应该有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英雄主义的乐观情怀以及舍我其谁的无畏担当。我们不仅仅将出版当作谋生的饭碗,而要将其当作奋斗一生的事业,远行千里,心怀梦想。
《出版人》:业界有观点将传统出版面临的困境归结为互联网给阅读和知识服务带来的显著改变及深远影响,而您认为出版传媒业完全能在互联网语境中找到加速发展的活力与动力。请问您如何看待互联网及新兴科技对于出版传媒企业的再造与重塑?
傅伟中:早在2008年,阿里巴巴就已提出“新商业文明”概念,认为未来的企业组织需要超越传统的公司运作方式。当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文明全面取代工业文明的时候,公司需要被“赋能”,以获得发展的推力与创新的动能。所谓“赋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思考:
一是思维重构。在融媒体态势下,出版传媒企业的发展不能以趋势为敌。2015年我在中文传媒任职时,曾提出“内容为本、平台为王”发展策略,认识到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容创新能力,出版传媒集团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也深刻认识到,当内容的传播方式、规律和逻辑已发生巨大变化,平台与渠道的建设变得尤为重要。所以集团下大力气重塑线上业务,比如我们打造“橙立方”新媒体传播矩阵,推出本地知识服务平台“知书”、文化购物平台“一本”和香港管理学院线上课程以及集古斋艺术品线上拍卖,都是注重平台建设的例证。
二是业态重构。在“互联网+教育”、“互联网+书店”、“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互联网+版权经营”等新业态推动下,集团不断尝试打通线上与线下业务,例如打造面向香港中小学生的在线教育平台EdFun,推动文化阅读购物平台“一本”与线下实体书店的资源与业务形成合力,以及促进中华商务贸易公司与广州联合书店及深圳本来书店实现管理整合业务融合并互为补充,均是互联网语境下业态重构的例证。
三是生态重构。着力推动文化与科技、金融和市场的融合,实现从简单“相加”朝向深度“相融”的发展。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知名出版人凯文·凯利已提出,互联网时代最核心的行为就是“将一切东西联结在一起”。如今的出版与零售行业将不再延续原本的上下游链状关系,而是基于共享与共建精神,携手模塑知识服务新生态,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融与共生模式。近期我们与中国移动香港公司结成战略合作,运用5G新技术,谋求内容多平台分发,构建5G书店新模式新生态,这是我们正在谋划想做的事情。
《出版人》:出版传媒行业是一个知识与智慧密集型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出版传媒企业如何培养人才并留住人才? 
傅伟中: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讲,战略创新和人才创新是第一位的。我曾在不同场合对集团高管提出:要像爱惜自己的眼珠一样地爱惜人才。当我们在投资培养青年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投资培养企业更长远的未来。
联合出版集团建构各种平台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并通过“十大年度好书”和“年度好编辑”等评选活动,鼓励年轻出版人不断提升业务能力,提升创新力与创造力,以出版为志业,孜孜以求。集团正在筹备成立青年协会,一方面促进集团青年同事跨板块、跨业务的交流分享,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与其它出版文化机构与社会团体建构关联,为香港青年提供了解内地、了解海外的平台,鼓励他们将个人发展置于社会变革的大命运与大背景中去思索去实践。
去年春天,我参加集团选题策略分享会,很开心见到在座的100多位同事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和我一样的六零后,投身出版数十年而初心不改;更开心是见到在座不少八零后及九零后的年轻人意气风发,充满自信与干劲,在分享过程中提出很多有价值的观点,让我受益匪浅。那天的场景,让我想到英国作家毛姆的名著《月亮和六便士》,在香港这样一个满地都是六便士的地方,有这样一代又一代人,舍得为出版和文化投入毕生的热爱和力量惟愿有源源不断的后辈加入我们,用坚守与传承、沉潜与创新、胆识与修为,一起来追随和仰望我们心中的月光。
嘉宾简介:傅伟中,江西临川人,历任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干部、副处长、处长;报社社长、总编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江西省出版集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373)执行董事、总经理;现为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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